自定内容
空白边框
 
文章正文
2016年5月12、13日,我所韩富敏律师参加中国死刑司法改革的地方实践学术研讨会
作者:管理员    发布于:2016-05-18 10:47:04    文字:【】【】【

          2016年5月12、13日,我所韩富敏律师参加北京师范大学主办、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协办的“中国死刑司法改革的地方实践学术研讨会”。本次研讨会邀请了河南省公检法司、学术界的领导、专家、学者,就各自在工作中取得的关于死刑改革限制适用的经验、体会、以及研究成果,发表了意见、看法,其中参与发言的主要是法院领导、法学教授、律师等。我所韩富敏律师代表本所发言,她发言的题目是:“关于进一步完善限制死刑适用配套措施的立法、司法建议”。

附:“关于进一步完善限制死刑适用配套措施的立法、司法建议”

关于进一步完善限制死刑适用配套措施的
     立法、司法建议
作者:肖正海、季林、贾鹏、韩富敏律师

        律师参与办理刑事案件,是以被告辩护人的身份、或以被害人代理人的身份,依法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在立法、司法一定程度上限制死刑适用后,在我们河南润之林律师事务所律师办理死刑案件的过程中,从实体、程序方面感觉到:虽然限制死刑是必要的,但还需要在实体、程序上进一步完善立法、司法的配套措施,方能从根本上限制死刑适用,减少由此造成的一些矛盾、和问题,保护各方参与人的合法权益,实现司法公开、公平、公正。我们认为:限制死刑的适用,本质上需要实现社会利益和被害人利益的平衡,显然这是一项系统工作,在限制死刑适用这个既定前提条件下,关键就需要从被害人的角度,完善立法司法配套措施,使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的保障,达到社会利益和被害人利益的平衡,当然,同时也需要完善被告人合法权益的立法司法配套保护,最终实现限制死刑适用的环境和条件。下面我们从被害人、被告人的角度,提出几点我们律师关于限制死刑适用后进一步完善立法、司法配套措施的建议,请大家指正、参考。
一、从被害人的角度,提出关于限制死刑适用的系列配套措施
在我们作为被害人代理人参与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过程中,觉得限制死刑适用阻力相对较大,问题较多,矛盾也较突出,非常有必要进一步完善立法、司法配套措施,根据我们对委托人的了解,以及对立法、司法的学习、适用,主要提出以下完善立法、司法的配套措施:
1、充分赋予、保障被害人及其代理人诉讼权利
        目前被害人参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往往就民事部分主张自身的合法权益,关于刑事定罪量刑部分由公诉人履行指控的职责,而由于角度不同,被害人对于公诉人的意见并不是完全理解、认可,但被害人及其辩护人又不能参与刑事部分的调查和辩论,这使被害人十分不能接受,一旦被告人最终没有被判死刑,被害人甚至怀疑公诉人、法官有舞弊行为,从而产生抵触、对抗、上访,甚至更为严重的过激行为;有些情况下也会导致办案人员迫于被害人的压力,就可能会判被告死刑,直接影响死刑的限制适用,最终违背司法的三公原则。因此,律师建议从立法上赋予被害人及其辩护人关于刑事部分定罪量刑的参与权利,“事不辨不明,理不辩不清”,通过被害人及其辩护人参与调查、辩论,使被害人理解、明白不判被告人死刑的原因、理由,从根本上消除死刑限制使用的障碍。
    至于被害人从哪个阶段参与到刑事部分中来,我们认为从侦查阶段就可介入,可以允许被害人委托代理律师,赋予其了解案情、向侦查人员陈述意见的权利。目前有些侦察机关已接受被害人及其代理人介入,我所律师就曾参与过一起案件,律师的意见直接影响到案件的定性,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当然在审查起诉、审理阶段法律已允许被害人及其代理人介入,并赋予相应的权利;而且目前也有一些法院已经允许被害人及其代理人参与刑事部分的审理。在允许被害人及其代理人参与刑事部分审查、审理的前提下,只是需要进一步明确在法院审查、审理阶段,公诉人与被害人及其代理人之间关于刑事部分调查、辩论的关系,首先应该明确两者的独立地位,其次应该明确以公诉人为主,被害人及其代理人为补充,如果被害人及其代理人对于公诉人收集、出示的证据、起诉意见书、辩论意见等没有异议、或补充,就没有必要再给予被害人及其代理人发言的机会,以避免重复。
2、完善被害人的经济赔偿措施
        当被告人没有赔偿能力,目前的司法救助数额太少,不足以弥补被害人的损失,更不要说是精神损失了,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是杀人的命案,被害人人财两空,被告人不判死刑,确实令人难以接受,让他谅解被告人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不判被告人死刑,被害人的抵触情绪可想而知,因此,要限制死刑的适用,被害人的经济赔偿要到位,尤其是被告人无赔偿能力时,应加大司法救助力度,也可以设立其他相关社会性的公益基金,专项用于被告无能力赔偿的重大案件,以解决限制死刑适用带来的经济赔偿难题。
    关于经济赔偿的执行存在问题也比较突出,我所律师曾办理一起案件,被告作案工具是一辆汽车,办案机关认为这是作案工具予以没收,在判决生效后,此车辆被即被拍卖,所得拍卖款上缴国家。据说拍卖时的购买人还是被告人的妻子;最后的结果是被害人没实际得到一分钱的经济赔偿,这样情况下被害人根本无法接受死刑的限制适用。因此,我们建议:在判决生效后,附带民事赔偿应予刑事部分同时移交执行,而且民事赔偿部分应立法实行先民后刑的处理原则,即:先执行民事赔偿部分,待民事赔偿部分完全执行到位后,如果还有剩余财产,可以依法没收,收归国库。
3、适当延长法定刑。
        限制死刑很有必要,但如果仍像目前的刑法规定的刑期,确实有些短,一条人命最低有可能仅执行被告人22年——25年的刑期,无法改造某些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也无法使被害人觉得公平,国外有些国家的刑期长达几十年、甚至终身监禁,有一定的合理性,可以借鉴,作为限制死刑的配套措施,更有利于限制死刑制度的贯彻实施。
4、完善限制减刑措施
        限制减刑不等于完全不能减刑,但减刑必须通过立法设定最低实际执行的刑期,而且要高于目前的法律规定;在此基础上根据被告执行期间的表现可以适当减刑,比如:被告执行期间积极想办法赔偿、或补偿被害人损失、或帮助解决被害人的其他困难,执行期间有其他重大立功表现等,这些也是限制死刑适用的部分目的,因为这些原因给被告人减刑,更有利限制死刑适用制度的贯彻实施,取得更好的社会效果,推动社会的文明进步。
5、限制被告人刑满释放后的高消费等行为
        有些被告人犯罪不判死刑,尤其是刑满释放后,不但恢复人身自由,生活可能挥霍无度,这对被害人是极大的伤害;有些特大经济犯罪、职务犯罪取消死刑后,被告可能依然逍遥自在,这也不公平,甚至会引起社会对限制死刑适用的质疑、或抵触,限制死刑适用的负面效果会更突出,为防止这些负面情况的发生,有必要借鉴民事执行的某些制度,比如限制死刑适用后,立法要对被告人要给予消费方面的必要限制,不能高消费旅游、置业、出入高档娱乐场所等。
二、从被告人的角度,提出关于死刑复核程序、量刑情节的立法、司法完善措施
    1、进一步完善死刑复核程序的立法建议
      死刑复核程序的直接目的就是限制死刑的适用,但从律师参与死刑复核程序的过程看, 无论是律师的辩护权,还是被告申辩的权利都没能得到很好的发挥和保护,比如律师不知道公诉人在复核阶段的意见、也不知道办案法官对被告人讯问的情况、也不知道复核的裁定书什么时候做出及其具体内容;被告人很多情况下也见不到办案法官;等等,使复核没有真正发挥实质的作用。考虑到最高法地位超然,且更能从价值观的高度衡量死刑的适用必要性,由它通过比较完整的复核审查程序,能够更客观公正的判断死刑限制适用的标准和具体情况,把好死刑限制适用的最后一道屏障。因此,律师建议,如果想真正限制死刑的适用,最好从立法上把死刑复核程序进一步完善,比如组织听证,在实质性听取各方的意见,以过滤前面审理中可能存在问题,尤其是各方的分歧,以及被告及其辩护人关于被告无罪或罪轻的意见;或者直接立法规定实行死刑案件三审终审。在听证或审理的过程中,赋予被告及其辩护人更完整的诉权,全面的审查事实、和法律适用,发现限制死刑适用的事实、法律依据,或者协调被害人与被告人的利益平衡,最终控制、限制死刑的适用。
2、在司法审理阶段,把不可完全归责于被告人的社会因素,作为法定、或酌定情节予以考虑,并写入裁判书,适当影响被告的量刑。
       在律师办理案件过程中,通过与被告人、及其家属的充分沟通,了解到被告人实施犯罪涉及诸多因素,比如:被告家庭不完整;受教育少;心理不健康;经济贫困;对方当事人激怒、或其他过错等。这其中有些因素是不可完全归责与被告人自身的,包括但不限于:家庭不完整;受教育少;经济贫困;社会歧视、不公等,这些因素可能在被告未出生就决定了,或者不是被告人能改变、选择的,完全归责与被告人让其承担过重的刑事责任,一方面不利于被告的认罪、改造,也不利于社会的完善、改进,也达不到刑罚的目的,更不利于限制死刑的适用。在办理这些案件时,觉得被告犯罪不仅是被害人的悲剧,也是被告人的悲剧,也是社会的悲哀,不是把被告人一杀了之的事情,需要全面分析总结犯罪的原因,从根本上避免、减少犯罪,而不是简单的杀与不杀的处理个案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起到惩罚犯罪、和预防犯罪的刑法目的。
鉴于以上考虑,律师建议把被告成长的家庭背景、教育背景、社会背景等不可完全归责与被告人自身的因素,作为法定、或酌定情节,在司法审判中予以调查、辩论,客观、全面审查被告犯罪的原因、动机,真正使被告对可归责于其自身的原因、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对不可归责于被告人、或不能完全归责于被告人的原因、行为,作为法定、酌定情节,从轻、或减轻被告的罪责,从客观上找到限制死刑适用的依据,这样也能使被告人、被害人、社会公众信服,真正理解、支持、贯彻死刑的限制适用制度;也能深层次的分析、总结犯罪的原因,促进社会机制的完善、进步、发展。其实进一步的分析,为什么很多国家要花重金建立公民的基本保障制度,其实也是为了解决社会存在的某些共性问题,比如:贫穷、教育不足等,通过社会机制、制度的完善,能从根本上减少犯罪。
当然,怎样把不可归责于被告人、或不能完全归责于被告人的原因、行为,作为法定、酌定情节,从轻、或减轻被告的罪责,是一项颇具难度的技术问题,国外有陪审团,通过该项制度,就可以由陪审团来考量、认定这些因素,并影响被告人的量刑、甚至定罪。但我国目前一般没有陪审团、或者陪审团没有发挥这样的作用。我们建议:要么我国立法也采用刑事审判陪审团制度,由审团来考量、认定这些因素,并影响被告人的量刑、甚至定罪;要么立法可以把以上这些因素的考量、认定权赋予法院,由法院从因果关系的角度,分析、判断被告实施的犯罪行为与以上这些因素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如果有因果关系,可以减去、从轻对被告人的处罚。

脚注信息
版权所有 Copyright(C)2009-2010 河南润之林律师事务所